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都市文化中心研究员）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19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非常贴切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是西方阵营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观点，也代表了英国的传统思维与务实做法。检索《泰晤士报》上的相关内容，我们发现，即使是代表着保守党势力的、相对偏右的这份大报，也基本上奉行了一条现实主义的路线，对中国的局势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基于英国在华经济利益以及香港问题的现实考虑。这种英国视角很值得我们探讨。一、共产党胜利因素的分析虽然中国并不是英国政界、民间和舆论关注的重点，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泰晤士报》能够对中国局势与走向有基本准确的判断。《泰晤士报》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就报导了这条消息，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几乎追踪报导了新中国的种种动向，特别是解放军的进军状态，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等消息。在报界舆论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所反映的英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的看法。10月22日第五版的《中国革命》一文，全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胜利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文章首先从国共两党军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国民革命视为共产主义革命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以来，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逐步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还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1927年1月由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创刊的《国民新闻》发表日侨、《上海日日新闻》创立者宫地贯道的文章《国民政府的真面目是什么：共产国民党的内情》。该文直接将国民革命看作由“共产国民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宫地认为，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行为，致使共产党作为秘密组织进入到国民党内部，共产党掌握了国民党的核心部门。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任职，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最高顾问，对政治整体有极大发言权，其他俄国军官被任命为参谋处长、海军处长等重要职务。该文进一步认为此后国民党内和政府内的“共产派势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迅速扩大。廖仲恺被暗杀以后，蒋介石部下“共产军”逮捕反共产派将领梁鸿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则被移送苏联。因而宫地认为“此事以来，国民党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皆存疑惧之念，很多渐渐退出广东。

安洙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21-06-2310:12来源：澎湃新闻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成果。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那么，周边邻国的同时代人如何看待这些复杂而重大的事件呢？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对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口号深有共鸣的许多韩国人对中国的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下简称国民革命）有何认识和反应？韩人谈论在韩国舆论和政局的发展中又具有何种意义和作用？这为考察中国现代史对周边国家之影响提供了一个契机。当时用韩文发行的报纸以《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为首，而在本文中，笔者以《朝鲜日报》为中心考察从1926年末到1927年间，韩国媒体对于中国的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的叙事及其影响。从1926年10月国民军队占领武汉后不久，韩国的知识分子预判国民革命成功，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同时也展望了国民革命的趋势和中国的未来。(???,2017)事实上，在日帝统治时期，1927年是《朝鲜日报》最关注中国的年份。从1920年到1940年，以《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的头版为准，“中国”这一词出

田洪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П.Е.斯卡契科夫（П.Е.Скачков，1892-1964）是俄苏汉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由他编写的《中国目录（1780-1930）》（БиблиографияКитая）于1932年在列宁格勒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出版，叙录时限为1730年到1931年1月1日，是体现俄苏新旧中国研究的基础性史料。此前由梅若夫（В.И.Межов,1830-1894）编写的《亚洲书目汇编》中第一卷188比分直播中国的词条仅有52页，时间截止到1888年。除了时限不同，斯卡契科夫1932年版《中国目录》最令学界瞩目的是其对中国共产党在1923-1930年前后近十年的文献汇编。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观念，采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处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结构、政党、经济关系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史料篇什和文献，是青年苏维埃国家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启蒙和发轫之作。直至今日，尽管文献整理、校勘理论和数据处理技术都远远超越斯卡契科夫所处的时代，各类中国研究目录、书目以及文献也不断叠加，但是从学

作为一个拥有100年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伟业，不仅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同样也为海外学者所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海外学者即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看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梳理和总结这些观点和看法，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起源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积极地投身中国大革命，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日增，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和关切。大革命前后到土地革命初期，开始出现第一批外国人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论著。如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YonkersGilbert）撰《共产主义与中国》（1923），日本学者长野朗撰《中国工人及工人运动：世界的威胁》（1925）、《中国的社会运动》（1926），苏联葛萨廖夫撰《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活动》（1926），极东新信社出版《南方革命力量的现实及其批评》（1927）等。以上报道或论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进行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要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自律的行动，需要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充分认识和正确领会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整体性逻辑，即其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逻辑要义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逻辑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逻辑归属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通过对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整体性逻辑分析，澄清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与西方自然(生态)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区别，认识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中“两山论”与“安全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把握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联系，领悟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关键词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两山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现代化耿步健，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教学与相关理论研究。“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要想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社会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2021年5月27日标题：苏智良：初心之地渔阳里【主讲人】苏智良，市委讲师团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成员，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具体来说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就是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那里诞生。法租界西门区与渔阳里街区上海近代有两个租界，租界当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存在，但是革命却可以利用租界发动起来。1914年，法租界利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之机，以“法租界不得用作反抗袁世凯政权的根据地”和“不得成为革命党人的隐藏地”等两条空洞许诺，轻易换得北洋政府对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界的许可。这桩“一本万利”的交易，不仅使法租界获得了6倍于前的土地，同时也使上海县城以西的大片土地，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进入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理范围。法租界从黄浦江向西一路扩张到徐家汇，这个新街区即是“西门区”。1915年至1920年，为开发这一地区，首先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计划，其次是造石库门来出租。西门区交通便利且房租低廉，聚集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这一区域内。老渔阳里2号的朋友圈老渔阳里2号建于1912年，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共8幢。“渔

作者：苏智良董天晔摄思想者小传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今年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早期革命者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在上海办报刊、搞集会、建社团、开会议，形成特色各异的红色政治场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也给后世留下了众多光彩夺目的红色足迹。经粗略统计，上海至少有40余处场所与建党活动有关。这些空间场域是独一无二的红色历史地标，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是上海乃至中国不可或缺的红色纪念地。学习党史，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我的回答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简而言之，近代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