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张志丹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调筑牢人民健康公共卫生安全防线、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讲话提出要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全力补齐治理短板，尽快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突破口，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切实提高公共卫生服务保障能力，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构建系统性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在应对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进一步巩固战“疫”成果、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需要我们正视存在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构建系统性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系统性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要抓紧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解决公共卫生应对机制中的“预防”与“治疗”衔接问题、

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作者简介：陈泽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术界188比分直播“文明指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根柢与经脉论”的提出，启示着伦理学界在当今文明互鉴的时代，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以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传统美德为根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实现相应的转变：以文明观为重点，把文明观与社会形态观、大文化观与小文化观、大伦理观与小伦理观结合起来。〔关键词〕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伦理学研究公民道德近年来，在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中，许多学者日益基于“文明”即“大文化”的视角探讨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例如，李建华等认为，由于在“整体文化”（大文化）的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四个文化层中，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其核心部分，因此“就道德文化理念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而言，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角度看，道德文化理念在各民族文化中都居于纲常性地位，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是

【编者按】近日，《书目文献》就文献学的旨趣、训练及学风诸问题，访谈了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者王贺博士。此文不独对古典文献学、近现代文献研究有启发意义，事实上，因为文献学的研究，与文学、史学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因此其对这些相关领域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征得作者同意，我们特为转发这篇访谈，供广大读者参考。这里转发的是作者提供的修订稿。王贺学习文献学的理由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王贺：我接触“文献学”比较晚，是从大学四年级才开始的。从那以后，到硕士一年级、二年级，解志熙老师先后给我们开过《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1937-1949年文学史》等课，每门课都是以他刚刚撰写完成的专题研究论文、著作为基础开讲，他是很自觉地用“文献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受解老师和邵宁宁老师的影响和鼓励，我从那时候学习“文献学”的东西，一开始纯粹就是好奇，并没有所谓的“冷门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意识，然后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近代西北报刊，整理了一些作家、学者的集外文，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专题研究，还初步梳理了现代文

新时代，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正确的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思维分析、认识新的时代问题，推进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所谓历史思维，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思维方式。在各种思维方法中，历史思维方法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的特征。只有加强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才能形成正确的历史思维，才能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学习“四史”，培养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培养正确的历史思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体力量，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历史作为“前人的百科全书”，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学习“四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可以更好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历史事实不容否定和歪曲，尊重历史首要的是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1878年，年近22岁的日本年轻人末松谦澄（1855—1920，后历任法制局局长、递信大臣、内务大臣）受明治政府史书编纂机构修史馆学者重野安绎（1827—1910）的派遣来到英国，调查英法等国编纂历史资料的方法。末松谦澄此时的身份是“英国日本公使馆书记一等见习”。在两年前，他曾作为山县有朋的秘书，参加由明治维新元勋西乡隆盛挑起的西南战争。末松谦澄找到了流亡英国的匈牙利学者泽菲（G.G.Zerffi，1821-1892），请他为日本专门撰写一本188比分直播历史学和史书编纂方法的书。泽菲随即允诺，将这部书稿取名“历史科学”（TheScienceofHistory），并在未出版之前就交给末松谦澄寄回日本。书稿寄抵日本后，重野安绎安排中村正直着手翻译，取名《史学》。1879年，本书的英文版才在伦敦出版。就这样，在明治维新开始的十年后，这部代表当时西方学界前沿的史学理论著作送到了修史馆的日本学者们手上，见证了日本历史学“维新”大幕的开启。重野安绎久米邦武重野安绎与修史馆委托末松谦澄调查英法史学的是年届五十的汉学家重野安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开成学校和昌平学校向明治政府建议修史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营营2020年全国两会，将于5月21日拉开大幕。在当前全球抗疫形势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能够召开国家层面的大规模会议，这是我国抗疫卓有成效的一个有力证明。在这场人类与病毒斗争的生死浩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显著优势。第一，强大的凝聚力。在疫情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采取在武汉等地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在其他地区引导民众减少外出、居家隔离等。全体中国人民被迅速动员起来，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第二，高效的执行力。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比如，疫情期间，我们在短时间内快速建成了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中国速度再次得到印证。第三，高度的公信力。公信力是政治凝聚力的关键。疫情防控时期，中国政府实时、准确、客观地公布疫情信息，邀请专家普及有关病毒和疫情的科学知识，有效稳定了社会情绪，疏解了紧张心理。不仅如此，在全球疫情进入大流行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还克服自身防疫困

佟亚洲：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真正的强大是一种身在其中的自然而然的踏实感，是一种坦然的强大。这种强大往往和一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鉴古知今，一个国家越是经历精神洗礼、理性认知、思想激荡、认知升华以及力量的凝聚等具有战略特征的过程，越能真正地强大起来。精神洗礼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经历万千困难中，砥砺出的一股支撑力。此次疫情防控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洗礼集中表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是通过几种精神体现出来的中国精神图谱。救死扶伤的精神不仅是医者仁心，更上升为一个民族的国家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不仅是特指学界认知，更强调一个民族的实干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不仅是教育任务，更成为一个民族的报国精神；同舟共济的精神不仅是应时而然，更生成为一个民族的持久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是感同身受，更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担当精神。理性认知理性是一个民族在各种繁杂纷乱选择中，砥砺出的一股认知力。此次抗疫，国人理性认知上升了一个新高度。首先，对网络谣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其次，对医药卫生事业有了更理性的认知，能够发自内心地崇敬医者；第三，对建立防疫队伍、培养防疫人

必须改变当前仍然严重失衡的国际话语权格局。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总书记这一论断，特别是在话语体系方面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要求，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也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明确了指导方针和思路要求。那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哲学社会工作者又应该怎么做呢？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才能改变当前严重失衡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总书记看到了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形势，也看到了我国目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还存在着“失语”“失声”甚至是“失踪”的现象。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实学术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话语影响，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