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 苏智良：上海与战后日本战犯审判

为迎接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应建一座审判日本战犯纪念馆。

众所周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百年近代史上中国唯一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战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参与了战后清算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及其他一系列审判。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宣布对25名被告的判决。

东京军事审判，是国际社会继纽伦堡审判之后，清算侵略国罪行的、文明对野蛮的严正审判。在持续3年的审判中，尽管波澜起伏，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中国检察团运用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斗争策略，舌战日本侵华元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其实，战争刚刚结束，为了减轻及开脱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责，日本政府曾提出，由日本自行审判战犯，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一样独自审判，但这一请求立即遭到同盟国的一致拒绝。随即，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印度等11国代表组成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代表着世界上其他40多个反法西斯盟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法庭庭长是澳大利亚人卫勃，他刚正不阿，但有时又有些刚愎自用。首席检察官是美国司法部官员约瑟夫·季南，这人非常专业、强悍与果敢，人称“魔鬼检察官”，他领导的国际检察局为法庭的顺利审判做了大量工作。

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7个月，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丰富的国际审判。公开开庭有818次，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检察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200页，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800页，而一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竟长达1231页，对日军侵华战争、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的罪行进行了控诉，法庭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

东京审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东京审判以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审判战犯，其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这一审判向全世界表明，阴谋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个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它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启了人类社会追究发动侵略战争元凶的先例。东京审判对日本近代对外扩张是侵略行为做出明确定性，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和某些保守政治家还有一个谬论，就是认为“甲级战犯所谓的反和平、反人类罪是占领军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他们公然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政要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诡辩称这是“日本的内政”、“私人的情感”；文部科学省还通过了否定远东审判的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把侵略战争歪曲为解放战争，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这些言行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了解历史将无从判断过去，《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有90%的日本年轻人不了解东京审判，因此他们并不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上海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的主要派出地。中国代表团共17人，其中12位在上海成长为专业人士，11位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中国派出的法官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推荐的、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检察官为司法部推荐的、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他们两位都是留美法学博士，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法学家。中国监察组的成员即助理检察官还有裘绍恒、鄂霖、高文彬、周锡卿、张培基、刘济生、郑鲁达、吴学文、刘子键等，他们年富力强，具有良好的法学基础和外语能力，多在上海担任法官、检察官或法学教授。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是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征。1946年，中国代表团在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集合组成，从江湾机场起飞出发。

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活动涉及到亚洲各地，从伯力到中国南京、广州、汉口、徐州、沈阳、北平、济南、太原、台北等地的审判，还有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地的审判。而上海是审判日本战犯的主要城市之一，前后共举行了12次相关的审判，其中10次在民国时期，两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还举行过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审判。

同样，上海是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主要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于2011年成立远东审判研究中心（现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成果丰硕，收藏数千枚审判照片，纪录片7000分钟，出版300册资料。拍摄《东京审判》3季7集。上海学者徐家俊长期专攻战后审判研究，著有《上海战犯审判》等书。上海画家李斌的系列大型油画，再现东京审判的场景，被重要博物馆所收藏。再有，淞沪抗战纪念馆珍藏有南京军事法庭石美瑜审判长的印信以及他生前保存的日军“百人斩”武士刀等重要文物。

据笔者所知，东京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局长（亦称首席检察官）季南为搜集证据，曾在东京审判开庭前访问过上海。1946年3月16日，季南与国际检察局属员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等6人飞抵上海，我国驻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哲浚陪同调查。季南一行特地来到提篮桥监狱，旁听美军事法庭审讯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杜立特部下3位飞行员在沪遭日军枪杀一案的战犯，这些战犯为前上海地区日军司令官泽田茂等4人。美国国家战犯审讯委员会对此案颇为重视，在此案中判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及其阁员负有责任。

审判日本战犯纪念馆的建立，可以重温中国与各反法西斯盟国并肩战斗、追求正义的往事，有利于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有利于两岸的统一大业。也可展示中国对战胜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担当与贡献，激发国人的自豪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消解日本政界精心建构的战争受害者形象，遏制历史修正主义逆流。在东京，靖国神社的军事历史博物馆——游就馆，无耻歪曲二战历史，将日本打扮成受害者，丝毫不提东京审判，却在馆外树起印度法官帕尔的雕像，因为在11名法官中只有帕尔认为日本无罪，主张释放所有日本战犯。所以，在东京根本不可能建立正确史观指导下的纪念馆，因此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有责任、有义务建馆。审判日本战犯纪念馆必将与纽伦堡审判纪念馆一道，交相辉映，传诸后世。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抗战与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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