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 | 张志丹：一部展现中国四百年主流文化历史性大转型的力作 ——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

作者：张志丹（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允熠先生的专著《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21年3月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今天，该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

　　近日，有幸拜读，有一种“重剑无锋”、启人深思、别开生面之感。说实话，此书涵括从1600到2000年这长达四百年的长时间历史过程，彰显了作者巨大的对理论探索的勇气。该著作梳理、探究和描述了这四百年即从明清之际直至20世纪，中西哲学所经历的文本交流、理论交锋、视界交融、观点互动、综合创新的交流互鉴、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运用历史眼光致力揭示和展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实践和学理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转型的内在机制和客观规律，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主流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该著作以西方哲学、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为视域，谈“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合，对于我们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全书谋篇布局分为前言和正文的四章。第一章集中写了东西文化相逢后，中西哲学在思想深层上的碰撞，文本的交融，格义和反向格义，等等。本章对400年前始入中国的希腊哲学各分支进行了考察，提出西学中国化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埋下了伏笔。第二章写了明清时代的学术和中西互动，其思想主线就是从明末萌芽的“中西源流之辩”和“中西体用”之辩。著作以肯定的眼光谈了清末流行起来的“中体西用论”和贯穿300百年的“西学中源说”，认为正是这两条思想源流促成了中西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交往、相互借鉴而达到相互吸收和融通。第三章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所引发的“中西马”三派的互动。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这一成果必然是“中西马”三派冲撞式的互动中共同生成的，因此中国化成果也将继续开拓创新、接续成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向心力。第四章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现状以及未来中国文化走向。该著作肯定并认同“文化的融合创新”，并分析了“综合创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该著作旨在追寻西方哲学最初进入中国并引发中西哲学互动和视界交融的初始轨迹，从源头上理清“中西马”三派哲学思想体系互动的缘起，然后再追踪其流向和结局。“中西马”三派哲学在互动和理论交锋中实现综合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新主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是中国社会历史性大变迁、中国主流文化空前性大转型的应然和必然的结果，是自明季400年来“中西学”会通与融合达至很高阶段而生成的近期新思想成果和很高理论形态。这是其中的核心观点。下面，略述其特色：

　　一是视角新颖独到。作者运用“西学”这一概念切入，细致地列举出400年间中西哲学互动的历程，同时该著作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学”中国化的历史视野置入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动和中国文化历史大转型的历史逻辑中，这一联系是合理的、合目的性的、有机的，也是符合中国主流文化发展历史事实的。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创新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密码”提供了一个新视域，为学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二是阐发取精用弘。该著作论述了1600至2000的“中西马”哲学的交流、互动和融合的进程，回溯了400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转型中的思想演变和哲学革命进程，实际上就是一部四百年的学术思想史。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只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历史，没有从中西交流史和中国文化大转型的大历史、大视角、长焦距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必然走向。因而，该著作以厚重的历史感和清晰的线索感、逻辑感填补了400年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空白，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具有启发作用。

　　三是剪裁繁简得当。400年大的历史跨度当中有太多说不尽、道不清、讲不明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兴衰治乱。特别是在卷帙浩繁之中寻幽探微，发掘关键文献和资料作为立论依据，取舍精到，繁简得体，阐发“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内容安排自然妥帖。不仅有“史”有“思”，而且“史”与“思”相结合，在该著作行文中贯穿始终。

　　严谨治学，标新立异，为天下之公器，其意义必定得以彰显。该著作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罕见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哲学和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之间的空白。本书作者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西哲学和文化长期互动和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四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性转型的必然结果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著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对“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派在学理上的批判，对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对坚持“四个自信”都有重要应用和启发价值。如果非得说该著作有何缺憾的话，或许就是在总体论述四百年历程时，难免挂一漏万，如明代中叶的王廷相、罗钦顺等，此外，如果能够在资料丰富、叙述具体的同时，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加以提升则更为完美。比如在讨论“中西马”结合之处，如何充分体现出新时期的进展深化等方面。

　　然而，瑕不掩瑜。只要我们开卷品读，一定能够感受到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厚的中外文史知识积累和较强的哲学思辨能力。作者始终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四百年来中西思想文化互动和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这一主线，“史”与“思”相结合，娓娓道来，文笔老到纯熟，行文细致酣畅。该书可以说是一部作者穷大半生积累，呕心沥血完成的力作，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佳作，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和应用价值，郑重地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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